在古巴革命胜利的初期，我在哈瓦那认识了两个对我说来是圣洁的阿根廷人，一个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另一个是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后来，也在哈瓦那，我看见他们的身影先后离开古巴，渐渐远去，消失在拉美的丛山峻岭之中。
1959年4月18日，那是我们为了建立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来这里后的第五天。那天晚上，记者孔迈和我应约到哈瓦那东郊塔拉拉海滨去采访卡瓦尼亚军事要塞司令切·格瓦拉少校。我们在他的住所的客厅里坐下后，一位年轻的女战士给我们端上两大杯用牛心果、牛奶和冰块做成的果汁，然后又给格瓦拉送上白色的药片，请他服用。主人告诉我们，近来哮喘病又犯了，所以遵照医嘱住在海滨，恢复健康。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古巴姑娘就是阿莱达·马尔奇，不久后他们就结婚了。格瓦拉见到我们就像与久别重逢的朋友见面一样热情。他就古巴革命的性质、动力和目标以及古巴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与我们作了长谈。事后我们根据这次谈话写了一篇访问记，题目是《土地改革——古巴革命的矛头和旗帜》。在这次交谈中，他赠送给我们一本在古巴前线油印出版的毛主席论游击战的小册子，作为纪念。临别时他对我们说，在古巴正在筹建拉丁美洲通讯社，希望得到新华社的合作与支持。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是他的一位阿根廷同胞马塞蒂。他希望我们很快与马塞蒂见面。他介绍说，马塞蒂原来是一位庇隆主义者，现在已成为一位很好的革命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格瓦拉。不久以后，我们又结识了马塞蒂。在采访格瓦拉后数天，我们就住进了贝达多区的医生保险公寓大楼，发现原来正在创建中的拉美通讯社就在我们下面的五层楼上。因此很快与马塞蒂联系上并且见了面。他那时的临时办公室在我们公寓大楼隔街的一座楼上。我们第一次就在那里会面。他看上去不到30岁，待人热情和真诚，说话时有点腼腆。他向我们介绍了创建拉美通讯社的设想和筹建情况，诚恳地希望加强与新华社的交流和合作。在会见结束时，我出于好奇问他是怎样与古巴以及格瓦拉建立友谊的。他转身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赠送给我们，说此书可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前采访马埃斯特腊山区武装斗争后写的一本书，书名是《斗争的人们和哭泣的人们》。后来我阅读了这本书后了解到，他原是记者，在1958年3月，古巴武装斗争最艰苦的时刻，被阿根廷首都的环球电台派到马埃斯特腊山区采访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在到达哈瓦那后，冲破巴蒂斯塔军队封锁，长途跋涉近1000公里，进入山区，采访了古巴解放区的情况，请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介绍古巴革命并录了音。古巴解放区的“起义电台”向古巴全岛广播了他采写的通讯。马塞蒂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哈瓦那时，发现古巴全国的警察哨所都得到了缉拿他的通知。但更严重的是，他发现带回的那些录音带根本就没有录上。他毫不犹豫，决定再次冒险重上马埃斯特腊山。不久，他又带着全部新的录音带回到了哈瓦那。这些录音带后来在阿根廷的环球电台广播了，从此，拉美人民头一次听到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直接介绍古巴革命的讲话。
从1959年4月与这两位阿根廷人相识以后，我在工作中有许多机会与他们接触，在各种集会上听格瓦拉的演讲、在他接见访古的中国团组时请他回答问题。
我最后一次接触格瓦拉是在1964年10月1日中国大使王幼平的国庆招待会上。那天晚上他很早就来到使馆，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待会将结束时，他和卡斯特罗总理一起挤在大厅的人群中，与大家交谈和问候。我看到他熠熠的目光是那么严肃，走上大厅中央的楼梯从高处照了一张像。从这一年的11月起，他一直在国外活动，从此，我再没有机会接触他了。11月中旬，他率古巴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12月9日，作为古巴首席代表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12月17日离开美国，前往刚独立不久的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访问，以后又接连访问了西非和中西非的马里、刚果（布）、几内亚、达荷美（贝宁）和加纳。他又奉命从阿尔及利亚出发，从2月3日至9日访问了中国。访华后又返回非洲，先后访问了东非的坦桑尼亚、东北非的阿联（埃及）和苏丹。据后来透露，他在坦桑尼亚访问时曾东渡坦噶尼喀湖，到过西岸的刚果（利）（即扎伊尔）东部的游击队的军事基地。刚果（利）1960年获得独立，1961年在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中首任总理卢蒙巴惨遭杀害，此后，刚果的爱国者一直在东部坚持游击战争。3月12日他离开开罗，途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回国。
格瓦拉在3月14日的晚上，乘飞机回到哈瓦那。我在翌日的电视上看到卡斯特罗总理、多尔蒂科斯总统等古巴领导人在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上迎接他并与他拥抱。从电视上看他的眼神还是那么严肃。
从这以后，人们发觉格瓦拉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在4月12日古巴内阁全体成员在卡马圭割甘蔗的义务劳动中，在4月18日塞萨尔·埃斯卡兰特的国葬仪式上，在古巴的各种重大活动中，都没有格瓦拉的身影。好心的人们开始担心他是否病倒了，而敌视他的人就开始传播各种恶意的流言。格瓦拉非常敬爱母亲塞莉亚，她当时正远在阿根廷身患绝症住进了医院。4月中旬，塞莉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医院里收到了儿子3月16日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打算辞去繁忙的国务工作，去砍一个月的甘蔗，然后到工厂去当5年普通工人。4月20日，在卡马圭省的甘蔗田里，卡斯特罗总理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格瓦拉一连串问题时首次公开表示：“关于格瓦拉少校的情况，我惟一可以奉告的，就是他总是呆在对革命最为有益的地方，至于我和他的关系，非常之好。”这席话第一次间接地证实了格瓦拉已不在古巴。5月初病危的母亲塞莉亚在医院托人挂电话到哈瓦那找她的儿子，阿莱达回答说：“切身体很好，但是人不在，如果可能的话，将通知他和她联系。”5月10日塞莉亚就与世长辞了。这一切说明，格瓦拉此时确已离开古巴了。6月17日，卡斯特罗总理在一次演讲中说，格瓦拉并没有害病，待到格瓦拉愿意的时候，人们就能得到他的消息的。7月23日，电台证实工业部副部长古斯曼已经正式替代格瓦拉当正部长。在首都纪念“七·二六”攻打蒙卡达兵营12周年的活动中，在广场和街头出现了许多格瓦拉的巨幅画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9月28日的晚上，首都革命广场灯火辉煌，几十万人聚集在一起，纪念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5周年。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主席台上听卡斯特罗总理向大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他那天讲话时噪子是沙哑的。他宣布将把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并将由最真正的杰出人物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他说：“在几天后将同我们党的代表和我们党的各支部的代表举行一次公开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还将向人民谈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志的事。”话音刚落，广场上顿然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他接着说，他将在下次会议上宣读格瓦拉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将说明这几个月他为什么不出现。这时，全场长时间发出有节奏的呼声：“现在！现在！”卡斯特罗总理请大家安静下来，重申将在下次会议上谈格瓦拉的事。
10月2日，古巴报纸发表了古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成员的名单，其中没有格瓦拉的名字。第二天，10月3日晚上，在卓别林剧院举行古共中央成立大会。剧院离新华社分社很近，我步行去采访，一走进剧院大厅看到古巴领导人已坐在主席台上，格瓦拉的夫人阿莱达也应邀在座，她穿一身黑色的服装，此时，我的心骤然一紧。卡斯特罗总理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并宣读了格瓦拉亲笔写给他的告别信。他说，这封信是4月1日交出的。在这封信中，格瓦拉宣布辞去古巴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放弃古巴军衔和国籍。他说，他决定到新的战场去，到帝国主义存在的一切地方去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此刻，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坐在头排记者席上，看到阿莱达用白色的手帕轻轻擦泪。
第二天，10月4日，古巴《今日报》和《革命报》停刊后出版的《格拉玛报》第一期刊登了格瓦拉的亲笔信和10张他的照片。
10月8日，卡斯特罗总理背着步枪和背包带领400名年轻医生攀登上古巴最高峰——马埃斯特腊山的图尔基诺峰，同时，由450名青年组成的“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的接班人纵队”沿着这两位英雄过去的足迹从马埃斯特腊山向拉斯维利亚斯省进军。这一天，格瓦拉的夫人阿莱达又穿起橄榄绿的军服和大家一起登上了图尔基诺峰。我当时想，这一行动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摘自《亲历古巴》，庞炳庵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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